知识分子的宿命

大多数人从《往事并不如烟》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非常的时代是如何受到压迫，如何面到风雨。但是我才字里行间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：坚持以“牛虻”为己任，以自由、平等、科学的精神推动政治体制的发展。

在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为这一群体树立起理想的典范：他们从来背负与生俱来的怀疑、拒绝、不信任和倔强的精神，针砭时代的每一个缺陷。这些“怨言”或许来自他们的自我欣赏、顾影自怜、爱屋及乌，但我相信更多是来自长期的智力训练和道德良知。正是由于他们的洞察和鞭策，我们的社会才不至于停滞不前，不断发展。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，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；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，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。在一个备受打压、朝不保夕的年代，他们的表现出来的软弱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、自责，而还要拿出“怒其不争，哀其不幸”的姿态报以冷漠的嘲笑？

“和谐”是一个假象，一个具有活力的社会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，缺乏反思的国度只会不断沉沦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歌功颂德的报道与那些“反动言论”相比才是社会的真正毒草。

许知远在纪念邓小平的一篇文章中写到：

在邓小平逝世十年之后，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，只可惜，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，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则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。自 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30年的中国，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，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，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 常生活——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。但是，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——既有政权被加固了，但是它们却可能成为更根本的变革的阻力。

这不由得让人怀念57年之前和80年代的中国。

我们曾经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带来深重的灾难和侮辱，而“党天下”的政治体制使得即使在文革结束将近30年后的今天，仍然让他们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，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。

最后摘录原文一段，以自鞭策：

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，父亲解放前撰写的《中华论坛》发刊词，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。他认为：“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，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。如强人以相同，或胁之以相同，只是徒劳而已。在不同之中，何以相安？何以共处？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，确立民主的作风，尊重异己，接收批评，取人之长，去吾之短，这是择善而从，不必攻乎异端，如能如此，斯能安矣，斯能处矣。本刊愿力守此旨。”他又写道：“运用自由，享受自由，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，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。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，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。暴力虽时或得逞，然终归于失败。民主自由之神，依然无恙。本来，自由之获得，非出自天赐，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。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，得之愈艰，食之愈甘，爱之愈切。